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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节


浓。也不用哪天去看了山才作,都就着方提学这题目,各自试作了赋得体,一起吟诵点评。

    有作“缺处峰都补,闲云尚在山”的,有作“何处闲云起,苍然似远山”的,有作“高下难齐处,苍苍几点山”的……一个个评起来都道诗有蓬莱清韵,人是仙班侍笔。

    一群人商业互吹了许久,过足了诗瘾,又去点评宋时的文章。那道中庸题他作得简严典正,是论礼的昌明之作,自然搏得一片夸奖,但春秋题却引起了一番议论——

    这文章作得太简朴了。

    八比议论竟只敷衍书义,专依宋齐两事议论,典故皆取自经传,是文风尚古,还是所学太少,不得不恪守经传?

    这话不好直说出来,却有人忍不住提点他,如今时兴的文风是融合经史典籍,先发性理之议,再选著十三经、二十史文字乃至唐宋八大家名文注解自己的议论。似他这样先叙后议,以经传为本的写法不合时俗了。

    宋时在考场上都敢按着自己的本意写了,对着不能判他卷子的人更没什么不敢说的,开口先引了朱熹的话给自己撑腰:“朱子曰:胡《春秋传》有牵强处。我立论不依胡传,但依左传而已。《春秋》直书东周故事,虽然以用辞为褒贬,但治春秋时还是应当视其为史书,以事见义,而非先立个天理人欲之说,以经文强注理学。”

    他在一篇二十五块的明清经学博士论文里看到胡应麟论《左传》的一句“直书其事,臧否自形”,忽然就被这句话戳到了心里。后来他自己作春秋题时也不自觉地带上了这种态度,就按经中语义解释,避免先预设自己的立场,再挑着经籍中的强行证明自己的理念。

    这么贵的论文,写出来的东西能有错吗?!

    本来后人解读前人文字就是做阅读理解,你不多看史料,用不同史料相验证,还要强行让前人按你的三观和思路写史书,那注出来的能是人家的本意么。这不就跟某年高考,强行分析作者家的窗帘为什么是蓝的一样吗?

    他跟众人讲了讲不以经学为义理作注、而要考据经文本义的想法,又怕自己还是个童生,人微言轻,就借朱熹的评论作代言:“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,岂有许多忉怛?”

    一名治《春秋》的刘廪生问道:“这倒偏向汉朝经学之说,莫非是令先师桓公所授?”

    那倒不是,桓先生教他《春秋》时也是依胡传教他。他主要是从前世带来了实事求是精神,觉得实征考据更可信,不能像别人一样深信索隐派研究出来的理论。

    宋时轻轻摇头,感叹道:“我这几年读多了朱子文章,略有所感而已。往后若有机会,倒该把春秋、三传对照着细读几遍,或许更有收获。”

    或许回头搞几个表格,统计一下事件、时间、文字用法,能分析出来更多东西?

    要是这时代也有统计软件就好了。

    他摇了摇头,不提自己的计划,指着默下来的文章开玩笑:“这篇文章不合俗流,恐怕也难合提学大人眼缘。到时候大人若不怜我的才,那就只能靠几位贤兄在岁考时一展才华,叫方大人怜惜你等,放咱们一同回县里了。”

    领头闹事的赵悦书倒对他十分信赖,笑道:“怎么会。宋兄文章有国初雅正风气,方大人必定会取中的。我现在只愁有宋兄珠玉在前,我考试时作不出这样的文章,方大人恐怕更会以为我不用心学问,专爱与人打架了。”

    宋时想起桓文来,不觉有些头疼——就说他来这一趟祸害了多少人吧!要没有他抢人,这群书生能跑外县打架吗?这群人可都是他爹的政绩,万一有哪个被提学大人撸了,他爹这个县令脸上也不好看哪。

    提起岁考,这些书生也愁,给宋时押了几道复试的策问题便各回去,抓紧最后几天时间复习。

    宋时对着他们押的题目苦苦做了两天文章,复试场上……果然跟初试一样没押中。好在方大人出的是经史策,问氏族之学,这个要从姬周写起,正好在他擅长的范围,倒不怕考不过。

    他泼泼洒洒地敷衍了一千五百余字,信心满满地出了考场。

    到了发案那天,他带着武平县七八名生员、十七八名家人,赫赫扬扬地挤到长案前,二十几双眼一块儿看着圈案,眨眼就数出了他的名字。

    院试第三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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