戒。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，颠倒是非，显悖圣制。” 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，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，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。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，因聚会而议论，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，是必须禁止的。他训诫大小臣工、读书士子，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、躬行实践就行了，不可以道统所在自居，大讲其仁义道德。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，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学名臣，企图重新挑起“正统”之争，煽动讲学之风，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？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，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。 掌握了尹嘉铨的“罪证”，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三月二十八日，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组成专案组，对尹嘉铨进行审讯。 审讯进行得极有特点。在皇帝的授意下，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“大逆”实迹。他们知道，这个“道学家”、书呆子，一辈子只知道读书做文，想成为大圣大贤，“永垂青史”，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“反动问题”。他们审问的重点，是尹氏的家庭隐私。 会审尹嘉铨时，审案大臣丝毫不顾这位前“三品大员”的面子，为了“泄公愤而快人心”，将其“严加夹讯，多受刑法”，以拷问“其究属何心”。在夹棍之下，这位圣人之徒没有挺住，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。请看以下几段审讯记录： 当年尹氏当面讨要花翎的事，皇帝一直念念不忘。所以承审官首先追问：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，说是没有翎子，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。你这假道学怕老婆，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，你如何回去的呢？ 据供：我当初在家时，曾向我妻子说过，要见皇上讨翎子，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，就妄求恩典，原想得了翎子回家，可以夸耀。后来皇上没有赏我，我回到家里，实在觉得害羞，难见妻子。这都是我假道学，怕老婆，是实。 自打嘴巴，承认自己“怕老婆”“假道学”，承审官并不满足，又追问起他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为妾未果的事。 承审官问：尹嘉铨！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，说“年逾五十，依然待字，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，欲求淑女以相助，仲女固辞不就”等语。这处女既立志不嫁，已年过五旬，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，要她做妾？这样没廉耻的事，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？ 据供：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，依然待字，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，守贞不字。吾女人要聘她为妾，我那时在京候补，并不知道；后来我女人告诉我，才知道的，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，要表扬她，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。但她年过五十，我还将要她做妾的话，做在文字内，这就是我廉耻丧尽，还有何辩。 已经承认自己廉耻丧尽，承审官却还有更尖刻的问题。 承审官问：你女人平日妒悍，所以替你娶妾，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，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，她又得了不妒之名。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，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。你难道不知道么？ 据供：我女人要替我讨妾，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，断不肯做我的妾，我女人是明知的，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。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，俱系欺世盗名，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，难逃皇上洞鉴。 承审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。然而，没有皇帝的授意，他们是不敢把审理“国家要犯”的严肃之地变成嬉笑怒骂的娱乐场所的。 那么，乾隆皇帝为什么对“道学家”尹嘉铨如此刻薄呢？ 康、雍、乾三朝政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反对“假道学”。三代皇帝表面上对“道学”尊崇备至，但用人行政中，却都秉“重能不重德”之旨。对于那些以继承孔孟“道统”为职志，成天致力于“为贤作圣”的书呆子其实不屑一顾。 应该说，“道学”确实有真假之分。“道学”一名流行之后，“假道学”这三个字就应运而生，如影随形。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，为庸常人性所难堪，而学做圣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，因此有的人不免虚伪迂阔，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，为世人所诟病。有些道学家，不注意力行实践，而致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“圣人”模样，峨冠，阔袖，芒鞋，修容，端坐，粗饭，菜羹，在家静坐不语，出门则平步阔视，旁人一望便知是“道学”先生。还有的道学家，表面上满口天理流行，行动中却处处人欲为先。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对这种人的作风有精彩的描写：“有两塾师邻村居，皆以道学自任。一日，相邀会讲，生徒侍坐者十余人。方辩论性天，剖析理欲，严词正色，如对圣贤。忽微风飒然，吹片纸落阶下，旋舞不止。生徒拾视之，则二人谋夺一寡妇M.ＩｙiｇＵＯ.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