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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4节


余柏林什么时候会发现,自己什么时候提点,没想到余柏林自己开始钻研起来。

    张岳虽然自己精通五经,但他为了给余柏林牵线,向余柏林推荐了自己治其他经书的好友,让余柏林可以写信向他们请教。

    这让余柏林著书的准备更加如鱼得水。

    余柏林请教的人之一,就是赵信的父亲赵卿。

    本经想来师徒相传,父子相传。赵信能得到诗经魁,赵卿自然是治诗经的大家。

    赵卿本来对余柏林就颇有好感,认为此子非常有灵气,且他和其他人看法不同,他认为余柏林不急不缓,有大智慧。

    余柏林向他请教《诗经》,他自然欣然同意。

    经过来来回回的书信之后,赵卿把自己关在书房许久,然后拿着余柏林的书信去找了赵老爷子。

    两人谈论了许久,把赵信叫来。

    赵信从书房出来之后,整个人都是飘忽着的,似乎受到挺大打击。

    而后赵信读书更加勤奋,这是后话。

    余柏林经历了几月的沉淀,在春季结束之前,再也未接受任何邀请。待立夏之时,他终于有底气动笔了。

    按照余柏林后世的观点,注经共有三种层次。

    第一种层次称“训诂”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“训”,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“诂”。这一层次是无限度的追求圣人本意,探寻圣人当时著书的真实用意;第二种层次为“托古言志”,为理学一派所有。根据圣人之意,根据当今实际情况,进行发散;第三种层次则是心学。即圣贤再有道理,那也只是圣贤的道理,不是我的道理。我只认同我的道理,用自己的想法注经,甚至与经书中圣人真意辩论。

    即识之、用之、驳之。三者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

    余柏林所在时空,研究四书五经的学者已经在第三种层次发扬光大。不只是研究儒学,其他学问,也多用这三种方式。

    但目前而言,余柏林只能进行道第二个层次。第三个层次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,太超前了。

    孟子曾言:“由尧舜至于汤,由汤至于文王,由文王至于孔子,各五百有余岁,由孔子而来至于今,百有余岁,去圣人之世,若此其未远也,近圣人之居,若此其甚也。”

    当今读书人也秉承这个思想,道统传承,自古以来,圣圣相承,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    余柏林自然也要遵循这个大潮流。

    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颖的东西,加入后世之人的研究和见解,但他只能“用”,不能“驳”,不然就等着犯众怒吧。

    或许等他威望更重,年龄够大的时候,能“大胆”一次。

    打好腹稿之后,余柏林开始动笔。他按照层层递增来写这本注释。每一章节注释,都先求圣人之意,然后抒发自己见解。每日若顺利,能成两三千字。有时需要去古书里反复求证,就只能写百余字而已。

    《春秋》仅一万八千余字,加上余柏林注释所增字数,就算多个四五倍,也就四五万字。一两月时间,足够成稿。

    在这部书中,余柏林用上了标点。

    说起标点,余柏林并未想到它会被读书人接受的如此快。

    按照后世的观点,一直没有标点问世,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原因,其中愚民一说最为盛行。

    但事实上科举盛行之后,寒门学子皆可读书,读书人越多,中的者越多,当地官员文德教化之功越大。除了少数奇葩王朝因以少数统治多数,必须禁锢人的思想之外,其他朝代对教育都十分推崇。

    教育越兴盛,人才越多,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。

    只要不是“歪门邪说”挑动“反叛之心”,皇帝是乐意推广教育的。

    而余柏林标点的推广,却不是因为皇帝要推广教育,而是因为他写在浅谈中的一句话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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