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你和娜娜在带教,这次你们就还是和我一起。” 我和任娜相视一眼,都在彼此眼里看见了“倒霉催”这三个大字。 但我们只是被拿捏的工薪阶级,并没有许多说“不”的权利,哪怕向上级袒露希望重新协调的意愿,上级大多时候也会说“这次先这样,下次再帮你们排开”。 领导轻飘飘的“下次一定”,落在每位底层社畜头上,都是令人感觉疲惫的“不了了之”。 我不是说梁一晴人不好,她人是好的,私下待我们大方包容,也时常指点我们的学习方向,但她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个工作狂,能牺牲个人生活去满足工作需求,一切以项目为重,其他都可以让步。 我并不觉得有事业心是坏事,梁一晴的工作能够给她带去成就感和满足感、实现她的自我价值,这对于她来说是了不起的事。并且她也不是非要手底下的人和她一起卖命,这就足够了。 只是我和梁一晴的工作理念不同,沟通起来很难相互理解,我觉得她苛刻,她觉得我“可以克服”——那就不必勉强去相互理解了,于我而言,服从安排最省事。 虽然我们与何运兴之间有些小摩擦,但我认为这都是针对于工作,没必要参杂过多私人感情,因此在带教的时候,我至少是知无不言的。 不过,何运兴显然是参杂了许多私人感情,对我和任娜说的话爱答不理,问他什么不回应,让他做什么也很拖沓,这就很令人心累和生气了。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五点多,实验结束后就盼着下班,结果好事不成双,祸偏不单行—— 下班时,我原本很期待司昊能够准时离开公司,因为这一天我都没机会和他碰面,微信上的交流也很少。 明明这种状态很平常,我却萌生想念。 临六点前几分钟,司昊发来消息说他今天会晚一些,叫我不必等他,我只能回复“好”,再对他说一句“工作辛苦了”,但我的失落和想见他的心绪却骤然无处安放。 闷闷不乐坐上回家的地铁,还没开出去几个站,我突然接到了梁一晴的电话。 我瞬间头皮一麻,冉起不详的预感。 接起电话,梁一晴说:“云天,不好意思,能不能麻烦你现在回公司一趟?” 我一看时间都六点半了,心里咯噔一下。 我问:“有什么事儿吗梁姐?” “是这样,有个客户送样本过来做测试,原本是要走物流干冰运输的,今天正好赶上他们有人员过来出差,想着我们公司有人值班,就直接捎送了,没提前打招呼,这会儿人都快到了才打电话。”梁一晴的语气也有些无奈,“对方又说样本很重要,一定要人员面签,本来我自己回去就行,但我爸爸这两天在市里住院,我这会儿正要去医院换我妈妈。何运兴倒是租房在公司附近,可我不放心他……云天,你在回家路上吗?不方便的话,我再问问别人。”m.iyIGUo.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