区。由于拥戴忽必烈有功，世祖时期，塔察儿长期受到特别的尊宠与优待。但是，他们效仿西道诸王向东部的辽阳，高丽一带发展势力却受到了元廷的限制。世祖后期，由藩王与中央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东道诸王的叛乱。叛乱平定后，忽必烈剥夺了部分叛王的军队和部众，并设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长期镇守这一地区。他们受封后扩张所得的土地被朝廷收回，虽能退保原封地，但地位和实力却被大大地削弱了。 除列土分民的“忽必”以外，蒙古大汗对亲族和功臣还有一种称为“莎余儿合勒”的赏赐。随着蒙古国统治范围的扩大，成吉思汗时期在蒙古草原地区的分封和赏赐也扩展到了新占领地区。而由于新领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背景不同，“忽必”和“莎余儿合勒”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。 太宗六年（1234），金亡，河北、河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纳入蒙古统治范围。但长期的战争，居民多逃入诸汉人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。同时，诸将领也将所俘人口作为私属，寄居州县，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非常有限。为了将无籍和私属人口纳入大汗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，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大断事官，全面编籍中原户口。 次年，失吉忽秃忽以所籍中原户口上报大汗，共得户一百一十多万。按照蒙古人的观念，所得中原汉地有城子的百姓，也是“黄金家族”的共同财产。也应在亲族中进行“忽必”的分配和向功臣提供名为“莎余儿合勒”的赏赐。于是，太宗八年（1236）下令将中原民户分与宗室和功臣。这次分配范围较广，自太祖叔、太宗叔祖答里台以下，至太祖诸弟、太宗诸兄弟、姐妹、子女或其后裔以及诸功臣、将领等，都分得了数目不等的汉地民户。 但是汉地的分封进行得并不顺利。首先，在与蒙古将领共同攻打金朝时形成的汉人地主武装，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有一定实力的政治、军事集团，他们控制了河北、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民户，分封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，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抵制。同时，中原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农业区，那里早已采用租佃制经营方式，那里的人民是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，他们对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，享有相对的人身自由。分封就意味着他们将被领主所控制，成为领主的私属，身份地位将下降。这是历史的倒退，必然激起中原人民的抵制。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，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。规定：各地只设达鲁花赤4，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税，非奉诏不得征兵赋。按照这一原则制定的具体办法是：封地由地方州县和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管理，在赋税中，按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的份额，每年向领主颁赐一定数目的丝料。这就剥夺了诸领主对封地的治理权，领主只能得到封地的部分租赋收入，这就是“五户丝制”。它与唐中期诸皇子弟的食邑制颇为相近。 但是，蒙古贵族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在草原地区享有的权力，他们习惯于像治理草原封地一样治理中原食邑，因而，耶律楚材制定的“五户丝制”自其执行之日起，就被诸封君所破坏。而中原地区的社会背景、汉人官僚的抵制以及中央集权与分封的矛盾，也使这种食邑制不断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变化。 按照规定，五户丝食邑允许设置由各投下主委任的监临官达鲁花赤，其余事务则由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负责。实际上，自中原分封之始，各投下就违制私自向封地派遣官员，致使食邑内，除合法的达鲁花赤之外，又不断增设札鲁忽赤5，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。“这种状况使中原食邑基本上被正规或非正规的投下官府所支配，最终造成封君权力的扩大和五户丝食邑制的名存实亡”6这种状况，无疑侵害了大汗和国家的利益，违背了五户丝制的根本原则。因此，在诸王的中原食邑中一直存在着朝廷与封君争夺治理权的斗争。 同草原爱马的分封一样，中原五户丝食邑的分封也进行了多次。太宗以后，宪宗、世祖、仁宗朝都曾对五户丝食邑进行过分配与整顿。 宪宗即位后，曾两次为其诸兄弟分拨汉地民户。宪宗二年（1252），其母唆鲁禾帖尼死，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拖雷家族的真定食邑。蒙哥则以大汗的权力，也为其余诸兄弟分配了汉地食邑。五年后的宪宗七年（1257），又进行了第二次分拨。其中分得属民最多的是其同母弟忽必烈，他先后分得京兆三万户和怀孟一万一千多户。另一同母弟旭烈兀分得了彰德二万五千余户。其余各庶出兄弟岁哥都、拨绰、末哥等也各分得三千至五千不等的食邑封户。太宗诸子合丹、灭里、合失、阔出等则分得了汴梁路（原金南京直辖州县）民户。 世祖即位后，再次调整和改封中原五户丝食邑。至元二年（1265），将汴梁路封户在窝阔台四子中重新分配，以郑州隶合丹，钧州隶灭里，睢州隶阔出之子孛罗赤m.IｙiＧｕo.Nｅ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