珍珠葡萄一架，珊瑚树四尺者三株”，“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”。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“进贡能臣”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。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，连乾隆都曾夸其“进贡为优”，“优于办贡”。他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正月初六，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：何必献勤至是？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，亦无用处，数年后烂坏而已。真成大笑话。 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，国泰就犯了案，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，聚敛个人财富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。七天之后，国泰即被赐自尽。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，除李侍尧、国泰、伍拉纳外，还有浦霖、阿思哈、卢焯、恒文、良卿、方世俊、高朴、彰宝、王掸望、勒尔锦、陈辉祖、郝硕等无数大案，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。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，不知凡几。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，不过是进贡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。更为严重的是，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，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。 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。 乾隆晚年，社会风气日趋奢靡。官场之上，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，谁请的戏子高明，谁收藏的古玩稀奇。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，人们有“三好”，即“穷烹饪，押优伶，谈骨（古）董”。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、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。 乾隆晚年，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、花天酒地。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。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，“每于工次搭盖馆舍，并开廛列肆，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，市侩人等趋之若鹜，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，其所取给者，悉皆工员挥霍之赀，而工员财贿，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”。堵塞衡口工程时，“工次奢侈挥霍，开廛列肆，玩好生色，无所不有”。 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。 乾隆早年，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。即位之初，他就规定，官场之上，不得以送“土特产”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。皇帝说：“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，督抚为一省表率，既收州县土宜，则两司、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，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，则两司、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，层屡递及，督抚之所收有限，而属员之费不赀。”（《清会典事例》） 然而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，对自己早年这个规定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。章学诚说：“印官上任，书役馈送辄数万余，督抚过境，州县迎送必数千金。” 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，皇帝查抄其家，查出“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”，皇帝惊叹：“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。”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，胡椒至八百石，可能吃不了，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，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、阿哥成亲、公主下嫁的需要，进京陛见，处处打通关节，哪一项应酬少了“如意”能如意？ 乾隆晚年，官场上无钱不办事。王掸望就官甘肃时，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：一千见面，二千便饭，三千射箭。意思是说，送一千两银子给王掸望不过能见上一面；送两千两银子，王大人赏脸的话，有望留吃一顿便饭；送三千两银子，王大人高兴，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，射射箭，练练骑射，以示关系更近一层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，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一步步拉近，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。 当代官场上有两个怪现象——办事处现象和司机现象，这似乎是新生事物，其实在乾隆年间早已经存在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甘肃布政使王掸望冒赈案发，就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：“坐省长随”，就是把“贴身长随”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。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瓒说，王掸望在任时，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“长随”守候在省城，建立“办事处”。这些人在省城，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，拉关系，探听信息。凡有属员馈送王掸望金银时，就装入酒坛内，用泥封好，由这些“坐省长随”送进。王掸望交代说：“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，以便送信给各州县，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。”王掸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，其中大部分是通过“坐省长随”来完成这些“交易”。 四 和m.ＩYIｇＵｏ.ｎＥ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