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种病之患。 “余食赘行”之“行”字，古时与“形”相通，多作“形”字解，二字通用。“跂立”、“跨行”、“自见”、“自是”、“自伐”、“自矜”等，都是违背自然之道的故意造作，是后天识心的有意作为。在先天无为自然大道看来，后天欲心的一切有为造作，都是多余的，犹如手脚多生的六指，非但无用，反而有累。人心的背真趋妄行为，犹如余食赘行一般。人一日三餐，惟求一饱，饱后又多食，必伤脾胃，未有不害者。人之形体，四肢完备，假如颈生瘿（ying）瘤，手脚六指，虽不害其性命，总是多余累赘，故人心未有不厌恶的。人这四种通病，无论做人修道，亦是如此。 “余食赘行”之病，不但为人所厌恶，就是物类也不喜欢。所以有道之人，抱道养德，尽己尽人，不求自见，不欲自是，不为自伐，不好自矜。如中天之日，其光明人不能掩；如天地之公，人谁能去否定它。性分之中，如澄水明镜，无所取舍，无所障碍。修道之人，本应自然，余食赘行等蠢事，自不该去做。若不信自然无为大道，行不能行之事，想非分之想，那就如同食之过饱，行之过劳，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。学道者当顺天德而无违，循物理之自然，不掺杂主观意识的矫揉造作，就不会自找麻烦。 所谓“物或恶之”，是说任何一样东西，都有它的自然定形，凡是变体，都是不正常的。即使是植物，过分长出一个多余的附件，不但增加自身负担，而且令人生厌。何况一个人呢！比如一个人很高明，别人慢慢会认识的，何必自己去吆喝、显露。一个有道之士，绝不会如此，绝没有这种心理行为，才算合于道性。 “故有道者不处”的“有道者”，并非专指“入山唯恐不深，避世唯恐不远”的山林修道士。综观道家的理论与实践，既不是佛家的绝对出世修行，也不是儒家的完全入世而修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，出世与入世相结合。尤其是现代修真者，就是要入世于红尘之中，在心里修行出世之道。这样经过烈火的烹炼，才能炼出金刚不动心，铸成金刚不坏身，远比独避山林中来得更扎实，炼出的功夫也更硬。 道有体有用，道体处于形而上的自然中，道用却在日常的万事万物间。因此，天下无论高贵与贫贱，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处于道中。老子所说的不自见，不自是，不自伐，不自矜，是就道体而言，佛所说的“离四相”——我相，人相，众生相，寿者相，是就道用而言，与孔子所说的“四毋”——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，有所相似。所以，它不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标，也是做人做事的最基本修养。自古至今，凡是立大功、建大业的人，只要一违犯这些原则，绝对没有不失败的。前车之鉴，以古为镜，所以太上为此再三郑重其言，其目的正在于此。 【本章说解】 由第二十二章开始，到二十五章为止，反复申明道体的自然，要人清静无为，切莫乱加造作。当道应用在万事万物时，必须效法天地自然的规律，以“曲则全”而成事。本章衔接上两章的内涵，再次提出反证，作为正面的告诫。因此便从“跂者不立”、“跨者不行”等日常细微小事讲起，比喻大道之理。 世人多是好高自大，自是自满，每每持私欲、操私智，以求胜于人。太上恐民风日乱，人心日私，世道日邪，是以设经示教，以匡世万民。经中反复类比，历历取喻，以立为天下后世之戒言，作为行为的准则。 圣人之心，无私无欲。常人之心，有机有智。圣人之性，能亟（ji）太极至诚之理，心合天地自然之用，养深积厚；悠悠然，如青云出岫（xiu），而意念无为，乐天知命；湛湛兮，似明月印潭，而身心自在。是故虑心应物，不肯先己而后人，体道而用柔，去高而就下。圣人之心不与物争，物亦不能与之相争。常人之心，理与欲之机不明，功利之心未泯，惟知损人而益己，不愿曲己而全人。世人种种有机有智的小聪明之心，其自见、自是、自伐、自矜的行为，在为人处世，待人接物中，随处都会显露出来。太上在本章中，教人要从日常生活的“立足”、“步行”中，时时处处都要贵乎平实从容。否则，皆是自取危殆。人若逆理而行，违背自然之理，皆是非仁之举，非义之立，非礼之为，都是自取其咎的自作自受。 本章自“希言”至“有不信”，是在说明道之得与失。自“跂者不立”以下，又以人的行立等行为，比喻自然之理。由是可知，诸如立与行这种司空见惯的日用小事，也无不包含着自然之道，无事无处不显示出自然之理。奈何世人不悟真常，不信自然，常常一意孤行，为了达到个人私心欲望的目的，硬是要违背自然，跂立跨行，企图人为地增高继长，结果碰得头破血流，乃至引祸入身，损伤性命，生命何以能久常。 修真之人，若内挟自见自是之心，外露自矜自伐之能，这种违背大道所得到的损伤，比常人更为严重。人心之私妄，后天之造作，修证之执着，乃至登仙成佛之想，都不合乎大道自然，都是多余的累赘，都是天然本分之外的包袱。先辈所讲的“放下人心即是道”，其理正在于此。Ｍ.ｉｙＩguｏ.Ne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