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五句是言候王虽有高贵之位，而应当把自己置于低贱之中。有国必有君，有君必有臣民，君上臣下，此乃名分不易之道。犹如天之高，地之下，亦是不易之理。没有天下万民，君王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；没有万民之贱下，哪有君王之高贵?贵与贱，高与下，本是一个整体的两端，是相比较而言的辩证。道在低处，不在高处，高处有险，低处安全。人若能以贵就贱，以高就低，才是真贵；常做愚人，才是贤人。修真者若能在日常待人接物中，处处自谦，事事卑下，道德便伸手可得，毫不费力。身向下一矮便是贵，往上一攀准不足；往下一缩就厚实，往大一摊就浅薄。生活中处处都是道，全在正心识不识、行不行而已。 贵者以贱为本，不自以为贵，这才是明理知一的表现。候王虽贵极九五之尊，位高万民之上，高者易倾，贵者易奢，故当常以谦下自处，时时克己自省，心常如太虚，犹如天之能容物，地之能载物，圣人之能爱物。虚空其体者能容物，虚其气者能爱物，虚其心者，候王之德才能配天地，候王之道才能合圣人，才能配当万民之主。厚德待人，虚心处下，不自以为贵，此乃高居领导地位者的德心之妙。人有谦德，天必助之，人必顺之，这是“贵以贱为本”的真义。若能谦恭处下，必能德量无限。比如天之能容物，地之能养物，圣人之能爱物。虚其体者能容物，虚其气者能爱物，虚其心者，候王之德才能配天地，候王之道才能合圣人。虚心处下，不自以为尊贵，皆是以贱为本的德心之妙。能虚其心，天必与之，人必顺之。故曰“贵以贱为本”。 候王虽功高天下，心中不自以为高，即是功成不居。与民同心，与物同性，与天下同理，所以得其心，得其性，得其道，而不恃其高，故天下人无不服，贵高自然可以长久。故曰“高以下为基。” 候王能自贱自下，方能为天下贞，这是得一之所致。所以候王常自称“孤、寡、不毂”。“孤”者，孤陋也。“寡”者，寡德也。“不毂”者，不善也。此皆是候王虚心谦下之辞，亦是“贵以贱为本”、“高以下为基”之义。 贵与贱相反，在道一未分阴阳之初，本无贵贱可言。积众下而为高，在分数之初，本无高下可言。若无万民之在下为基，何有候王之高贵在上？无民即无候王，无我则无物，无我无物，便无高无下，无贵无贱。如此则高与下为“一”，贵与贱为一，无往而不无，无往而不一。 【故致数舆无舆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】 “故致数舆无舆”，是用造车比喻有与无的道理。圣君不肯自有高贵之名，犹如工匠造车一般，车未造成之前，其零部件个个都是独立存在着，各自为体，为辐、为轮、为毂、为轴、为衡等，其数众多，各自分立，各有其名，还没有“车”的名称。至车造成以后，各种零件组合在一起，才成为一个车的形体，才能共负运载的功能。 车体已成，车名既有，其零部件的长短与大小，功用的贵与贱，等等个性的差异与分别，全部融化于车的整体“一”之中。车零件把自身小我化于整体大我之中，舍去其体，不图其名，不争高低贵贱，服从整体需要，这种精神正是不肯自有贵高之义。 大道之妙不尽于此。譬如仁义礼智，合而为一道，仁义礼智可名，而道不可名。又如赏罚刑政，合而为治，赏罚可名，而治却不可名。文中“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”二句，正是取喻不以贵贱之名而自有之义。“玉”者，石中至贵之宝；“石”者，山中至贱之物。人都是贵玉而贱石，其不知石虽贱却能生玉，玉虽贵却不能自生；无石之贱，即无玉之贵；贱石为贵玉之母，贵玉为贱石之子，玉与石本为母子一体，本无贵贱之分。人若能不贵其玉，不贱其石，贵贱双忘，混而为一，既无贵贱之名，又无贵贱之迹，即是“致一”之妙。此例是太上在教示世人：即使你是一个达官显贵，有权势、有财富、有名誉之人，若能知子守母，子归母体，不自有高贵之心，即可得致一之大道，立天下之大本。 【本章说解】 本章经旨，乃太上指出“得一”之大本，示世人以立本为要义。文中之天地、谷神、万物、王候等，皆是引喻之言。 “一”者，道之子，道生一。天理之始，谓之一；数之元，谓之一；道之德，谓之一；人之心，谓之一，等等，天下无处不是一，无处不是一生之万。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说：“泰初有无，无有无名，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”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皆源于一，根于心，始于核。所ｍ.ＩＹIＧＵo.ＮeT